1973年，26岁的林怀民从爱荷华大学的小说创作硕士班毕业，回到了中国台湾地区。非舞蹈专业出身的他却选择创立了云门舞集，这是中国台湾地区的第一个职业舞团，也是第一个华人现代舞团。
如今，距离舞团创立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。云门舞集不仅在世界享有声誉，也是中国台湾地区普通人心中颇有分量的文化团体。台北有条街就叫云门街，甚至每年的8月21日还被定为云门日。2013年，林怀民获得了美国舞蹈节的终身成就奖，回到台北后，他被出租车司机认出，对方向他道喜。
过往五十年的时间里，舞团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，除了重要的艺术节和著名的戏剧院，他们还坚持去许多乡镇进行免费公演。一位曾经看过他们演出的乡下大伯，日常穿着很朴素，却会在看演出前专门去买一双新鞋。
林怀民不愿云门舞集成为博物馆式的舞团，连他创立舞团的起点，也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一位赤脚医生推广乡村医疗。十年前，云门舞集有一次来到广州表演《九歌》，林怀民被当地记者问道，“如果观众看不懂现代舞怎么办？”他反问对方，“难道你是来剧院考试的吗？”
林怀民希望舞团跳的不是“看不懂”的现代舞，而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得到的舞蹈，像做赤脚医生一样跳舞。对他来说，最好的观舞方式是歪躺着看，而他称自己收到过的最好评价，是一位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对他说，“林老师，你的舞蹈我从头到尾都看不懂，但感动得不得了，鸡皮疙瘩都立起来了！”
四年前，林怀民从云门舞集退休，郑宗龙接任艺术总监一职，由其编舞的《霞》将在本周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与观众见面。云门舞集在疫情前几乎每年都来上海演出，此次来到上海国际艺术节，已是时隔三年。日前，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，郑宗龙接受了界面文化（booksandfun）的专访。他谈及了过往几年云门的变化，以及自己的舞蹈观。
郑宗龙出生在台北万华（即“艋舺”），是个在街头长大的孩子。早年，他白天帮家里送货、卖拖鞋、当卡车司机，夹着钱包在街头找赚钱的法子。但到了晚上，他会去到舞蹈学校，换上舞蹈服练舞，全身心投入另一种生活。他也曾加入过云门，后又离开，他不在云门的一段时间，口袋中只剩几百块新台币。林怀民听说后，让他回云门一边担任司机赚取生活费，一边再慢慢走上编舞之路。
和郑宗龙见面时，他背了个洗旧了的白色帆布书包，话语间常会凝思几秒，他总是会把“谢谢”挂在嘴边。当晚与林怀民的对谈活动里，林怀民惦记的是结束后要去吃黄鱼面，而郑宗龙除了舞蹈，还聊了很久自己捡到的小猫。
界面文化：林怀民曾说现代舞团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，很多时候一旦创办人/编舞者产生变动，舞团风格也会随之变化。接任三年，你觉得云门舞集发生了什么变化吗？
郑宗龙：云门舞集今年是第50年，林老师带了其中的47年，在身体训练上奠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。而我是一个创作者，我希望可以在这些身体训练上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的方法。
我们在这些年做了一些尝试，我把街舞课引入到训练中。街舞听上去好像和云门很不搭界，但它身体的运用方式很不一样，有许多小肌肉的使用方法。对舞者来讲，我们都比较习惯大肌肉的运动，小关节的运动对舞者来说其实是困难的，所以刚加入街舞训练时，大家有点像不太会跳舞的人在跳街舞。
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是找出自己的语汇——我们这个世代的一种表达的方法和想要说的话。
界面文化：你在这三年编了三个舞，是带着你所说的“新的语汇”吗？
郑宗龙：第一个作品《定光》是从大自然里来的灵感，疫情时我搬到了山上住，每天早起听虫鸣鸟叫，我后来就想，舞者可不可以学虫鸣鸟叫？所以就创作了这个作品，舞者像昆虫、动植物一样在舞台上移动。
创作第二个作品的时候疫情来了，我们没办法一起排练，就在线上练舞。视频里会看到26个舞者一个个上线，他们穿着居家服，还可以看到他们的房间，每个房间的背景又不太一样。我就想，有没有可能把舞者的二十几个房间的故事变成一个舞蹈，他们的欲望、他们的挣扎、他们的开心，把这些放在舞蹈里面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《霞》。
界面文化：云门舞集常在一些没有剧院的地方演出，比如去学校和学生们跳舞、去田野里和乡民们跳舞。到这些地方去演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郑宗龙：林老师一直希望云门可以在很多的地方演出，那些孩子们和社区民众们，没有太多机会可以看到舞蹈。我最早在云门二团的时候，使命之一就是把舞蹈带到这些地方。有些地方是开车要开很久才可以到的，有些在海边的社区、部落。孩子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表演知道更多舞蹈或艺术的讯息，让他们从就知道有一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。
现在舞团有一半的演出是在做这样的工作，我有时候会为这些演出编一些桥段，让观众笑盈盈地被我们骗上来跳舞。
界面文化：你小时候在台北的万华街头长大，跟着家庭四处摆摊、卖拖鞋，“街头”这些经历带给了你的舞蹈作品什么？
郑宗龙：可能给我比较脱离规矩的一种心理状态吧，在街上就是没人管，形形色色的人很多。规矩是约定俗成的，不是一条条列出来的。不守规矩可能对创作来讲是一个好事。
你看到某个大妈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种动态的感觉。一般人来讲，可能会觉她走路不太一样，舞蹈人就会想要去分析，好像是胯动的比较特别，胯的摆动跟身体的摆动、跟重心放的地方，是怎么构成这个动作的？肌肉是怎么运动和组合的？所以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，我就会从那个动作去尝试。
在街上会看到，大家生活环境都不一样，大家的状态也都不太一样。有人在赶车的时候就特别快，有人伤心的时候走路特别慢，现在则是所有人都是划着手机过马路。那些动态都是我猎取的目标。
界面文化：你觉得舞蹈是把大家身体上的动作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？
郑宗龙：身体跟我们自己是连在一起的，你看某个人的姿态，沮丧的时候、开心的时候，身体给人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个害羞的人，或一个开朗的人、或一个目中无人的人，身体所展现出来的样态是不一样。但其实那中间都有非常多的动态，这些动态如果被放大，就可以用舞蹈表达出来。
我在街上卖拖鞋，没事做，就看路人，看阿姨，看着看着，越看越细，越看越着迷，他们在我眼中就好像在跳舞。
界面文化：之前看到你在采访里提过，有一些舞种，比如说芭蕾，或者你从前系统学的舞蹈里面，仪态都会是比较高贵或者体面的，但是你在街头看到的那些人，他们其实不是这样。
郑宗龙：对，生活上的人不是这样子的状态。特别是我住的那个区域龙蛇混杂，卖东西的小贩为了把东西推销出去，会比手画脚地跳舞。那边有很多庙宇，很多祭典，很多古早的仪式在路上行进着，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姿态的表现，它不像一个进步城市会有的规矩感。
界面文化：这样的身体姿态动作在以前的舞蹈里面是很少出现的吗？
郑宗龙：我觉得在民间舞里面有，可是被系统化了。
比如蒙古舞里会有一些扫肩的动作，是人骑在马上的状态所延伸出来的一种动作。但是它被系统化之后，它会变成你要做四个八拍，做完之后再换成另一个动作，它就会有一个规范在那里。我其实上次带来的作品《十三声》里，就希望把比较重复性的、规范性的东西打破一点点。
界面文化：你对于云门舞集的未来有什么具体的设想吗？希望探索的方向是什么？
郑宗龙：我希望云门可以继续跟着整个社会的脉动在跳舞，跟着整个大家的生活或关心的事情在跳舞，比如《霞》非常明显，没有疫情，我不会做这样的尝试。没有疫情、没有视频连线的经验，我不知道舞者有那么多的房间背景。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或者时代给我们的刺激，我们希望用身体去回应这个状态，去帮某些人把这样的感受表达出来。